39期

案例分享

本期诚公律所公司法律专业委员会学习分享会由香港居民律师谢洁玉主讲，围绕香港与内地公司法差异，包括法律体系和渊源、注册资本制度、税收原则等方面与内地的区别及香港公司法的双重体系特点进行了分享与交流。



一
中国内地与香港公司法比较研究

1. 法律体系和渊源

内地以成文法为核心，如《公司法》等制定法；香港则以判例法为主，辅以成文条例，如通过一系列经典判例确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公司人格否认）原则。

2. 注册资本制度

香港公司法下注册资本为认缴制。某香港贸易公司注册资本100万港元，股东可按需缴付，注册时无需全额到位，公司注册资本通常为1万港元起，无需验资。内地2024年7月1日生效的新《公司法》转向“限期认缴制”，根据新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必须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并强化了出资公示与违约责任，但设立时亦无需强制向登记机关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3. 印章

香港印章无需备案、不具决定性效力，"董事签名"或“以契据形式签署”才是法律效力核心；内地公司通常根据业务需要刻制多枚功能各异的印章，其使用范围有明确区分，强制刻章，公司在成立后必须依法刻制印章并向公安机关备案。

4. 注册证件

香港有限公司需办理注册证明书+商业登记证，无限公司/合伙仅有商业登记证。内地公司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

5. 监督机制

内地公司设监事会（或新设监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如万科2023年监事会对高管薪酬议案提出异议，行使监督职权。香港则高度依赖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委员会进行监督，香港联交所要求主板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至少设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腾讯董事会中独董占比达40%，以此监督决策。

6. 股东与董事要求

内地要求股东为自然人或法人，如阿里巴巴集团作为法人股东投资设立子公司；香港允许自然人、法人及信托等，如李嘉诚家族信托持股长实集团。内地董事需年满18周岁且无重大不良信用或法定任职资格限制（如失信被执行人），如某上市公司因董事被列入失信名单遭监管处罚；香港允许外籍人士甚至在特定私人公司中允许法人担任董事，如汇丰控股董事会包含多国籍成员。内地董事需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如某公司董事因违规担保被判令赔偿；香港强调董事对公司整体负有高级受信责任（Fiduciary
 Duties），如联交所上市规则要求董事必须严格披露利益冲突。

7. 税制原则不同

内地实行税收法定原则，税种较多，多税阶；香港实行低税制与属地征税原则，利得税标准税率仅16.5%，不征收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

8. 审计要求差异

内地要求所有公司（含外资及内资公司）年度财务报表须经审计，如A股上市公司及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均需聘请具备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香港同样要求所有注册有限公司（不论是公众公司还是私人公司）年度财务表册必须经执业会计师审计，除非公司依法申请并获得了“不营运（Dormant）”的法定免除身份。

9. 香港公司年度申报要求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相关规定，所有在港注册的有限公司无论有无营运，除获准豁免外，原则上均须每年编制经审计财务报表；同时，周年申报表是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的法定报告，旨在更新公司基本架构、董事及股东等静态信息，它与“审计报告”及向税务局提交的“报税表”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定文件，本身不涉及财务盈利数据。

10. 公司秘书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所有在港注册的有限公司必须委任秘书（法定公司秘书，可由符合资质的香港居民或信托持牌法人担任），秘书需独立履行法定职责，代表公司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周年申报表等文件。内地公司法规定的董秘（董事会秘书）则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对公司和股东负责，确保公司及时、准确披露信息并负责落实董事会决议。香港与内地法律对秘书的任职资格、法律身份及功能定位存在本质差异。

11. 两地股东优先购买权法律渊源差异

内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除非章程另有约定）；香港法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属于意定权利，通常由公司组织章程细则（Articles of Association）或股东协议自行约定，属于公司自治范畴。


 二 
香港公司法的双重体系

成文法为判例法提供框架，规范基础交易秩序；判例法补充成文法空白，两者相互约束与协调。

1. 成文法的规管

《公司条例》（第622章）主要规定公司注册与设立要求、股东权利与义务规范、董事职责与责任界定。《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32章）规范公司清盘程序、监管公司财产处置并处理公司杂项事务。

2. 判例法的解释与发展

判例法以文义解释为原则，目的解释为重要方法，通过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司法解释，填补成文法空白并创制微观层面的新规则。

3. 普通法及香港公司法里程碑案例

Salomon案：确立了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Sequana案：明确了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的受信责任将向债权人利益转移。
Foss案：奠定了派生诉讼与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
Turquand案：确立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内部管理规则”。

4. 香港公司法重要案例

Re Days Impex案明确欺诈交易下的董事责任；Target Insurance案警示董事诉讼中的个人责任；Asia Cement案*规范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诉讼；Family-Mart案界定仲裁条款与清盘管辖权的冲突；镛记酒家清盘案确立了海外母公司在港因不公平损害而清盘及保护家族企业小股东权益的先例；山水水泥股东争议案，明确了董事诚信义务及发行新股目的的判断标准。

5. 案件确立的关键原则

（1）不公平损害行为的认定标准：在相关判例中，法院明确股东合理期望受侵害属不公平损害，如公司无正当理由未按长期约定向小股东分配利润或剥夺其管理权即可能构成此类行为。

（2）股东救济措施的适用条件：Foss v Harbottle案确立了“多数裁决原则”及公司作为适当原告原则，其例外情况是当大股东滥用控制权构成“对少数股东的欺诈”时，小股东可申请法院颁令派生诉讼或其他救济。

（3）公司事务的善意管理义务：经典判例指出，董事须善意为公司整体利益管理公司，若利用职权为私利转移公司资产或稀释股权，即构成违背诚信义务及不公平损害。

6. 法院管辖原则

处理跨境纠纷时，法院通常综合考量“公司注册地原则”、“实际控制与业务核心中心原则”以及“财产所在地原则”来确立司法管辖权。

7. 核心原则与适用地区概括

遵循先例原则是普通法核心原则，香港法院在处理公司法疑难案件时，经常援引英国最高法院、枢密院及其他共同普通法体系的经典先例判案，确立了跨地域的司法一致性。著名的英国萨洛蒙诉萨洛蒙公司（1897年）案确立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至今仍是香港《公司条例》的基石。

跨境适用范围：其判例精神广泛适用于香港及普通法系地区（如新加坡、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在涉及中概股跨境清盘与重组案件中，开曼、香港及英国法院的互惠与判例援引屡见不鲜。

8. 香港公司法的改革与发展

香港公司法经2014年大修后强化了董事问责制度，废除了诸如“超越授权行为（Ultra Vires）”和法定股本等过时概念，提升股东保障。

近期发展（2023-2026年）2023年香港政府发布《公司迁册条例草案》并持续推进立法。该制度允许开曼、BVI等海外离岸公司在不改变法律主体、不中断既有合同的前提下，直接将注册地“无缝”变更至香港。这一重大改革旨在吸引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简化红筹架构企业回迁流程，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离岸法域日益严苛的“经济实质要求”，从而深度融入香港低税制与大湾区的发展优势。此外，新政还通过引入电子会议法定效力、优化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强化重要控制人合规披露，进一步便利了企业的日常运营并衔接了上市后的持续监管。




本次分享会通过内地与香港公司法的比较研究，谢洁玉律师总结了香港公司法的特点：即香港公司的营商与制度自由度相对较高，但对董事诚信与程序合规的要求严格，一旦发生违法违规，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的追究可以十分严重。

公司委将持续聚焦公司法律及实务研究，欢迎各位同仁持续关注、积极参与交流。

合影留念 




本期讲师